学生工作处（部）

箴言来自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临床心理科主任赵旭东教授。

 

本文借鉴自微信公众号。原创 2017-04-07 如一 

  

前言：

 

中国每年有20万人因抑郁症自杀。

三十多年以来，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抑郁障碍的患病率增加了8—10倍，高达4—8%，其中需要住院治疗的重症患者占2.5%，然而，只有10%的病人接受了专科医生的正规治疗。

今天是4月7日，是2017年世界卫生日。

有太多的抑郁症患者担心被当成“神经病”而不愿迈向医院，有太多的患者将希望寄托于心理咨询机构而延误病情，有的患者已产生了自杀行为才被家人送至医院、甚至已无法挽回生命……也因此，WHO将今年4月7日“世界卫生日”的主题定为抗抑郁，号召全球人民一起关注抑郁症问题。

 

随着工作节奏加快、生活压力不断加大，近年来，焦虑、抑郁等心理疾病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社交网络愈发普及的今天，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原来心理疾病离自己竟如此接近。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在1亿人以上，能得到及时救治的仅占20%左右。

心理疾病往往与生理疾病相伴而来，心身医学研究的就是心理社会因素起着重要作用的生理器官病变或躯体障碍，它是现代医学与心理学交叉的一门学科。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赵旭东教授是我国心身医学领域的顶尖专家，他说，心身医学是把人当作心身统一的整体来对待。他曾在德国学习、工作三年，潜心研究心身医学，并参与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综合医院开放式精神病房，倡导一种新型的医患关系模式。

 

 赵旭东表示，每个人都应重视自己的心理健康，同时对于医学工作者来说，面对疾病，心身统治不仅仅是一种疾病观，也应具备方法学。

 

 

不轻易给患者开处方

 

日常就医时，医生开处方似乎已成为一道必经的程序。然而赵旭东却说，他从不轻易给病人开处方。采访赵旭东的当天，他看了5个病人，没有开出一张处方。在赵旭东的眼中，有些病人不需要吃药，坚持心理治疗即可；而有些病人则必须吃药甚至是住院治疗。这与赵旭东丰富的精神病理知识及临床经验是分不开的。

 

赵旭东告诉我们，他所在的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临床心理科不追求病人的数量。在这里，他给每个病人诊疗的时间基本都在50分钟以上，这在国内许多医疗机构精神科是做不到的。

 

心理治疗需要试图理解患者的心灵，将每个人当作一个独特的个体，去理解人性的细微之处、探索人性的深度和可能性，是一项基于科学的艺术，它必须因人而异、量体裁衣。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则无法全面判断病人的性格特点、社会关系和并发症等。在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医生最简便的操作方法就是给病人开药。精神科医生如果几分钟打发一个病人，就会让精神科的适应证越来越少，治疗手段越来越单调，医患关系越来越肤浅、疏远，在大众中的知晓度、可及性和信任度也就越来越低，从而使精神科画地为牢。因此，精神科医生若要看好病，必须给每个病人充足的诊疗时间。

在赵旭东看来，不轻易给患者开处方，也意味着不给患者轻易戴上心理疾病的帽子。

 

 

社会的变化需要有心理预案

 

从医多年，赵旭东遇到无数病例，在他看来，导致心理疾病的因素有很多，客观因素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赵旭东告诉我们，近年来，前来就诊的留学生人数逐年递增。每年圣诞节前后是国外院校的假期，也是留学生就诊心理科的高峰期。对于这些留学生的诊断，有的是双相障碍（此障碍又称为“躁狂抑郁症”，其中分I型、II型。近年来，在东方医院就诊的II型患者有明显增多的趋势），最多的还是抑郁症。他们当中，最早出国的是一名13岁即出国上初中的留学生。

 

根据调查显示，在留学期间，超过90%的留学生由于对异地文化的不适应，常常会出现多种不良的生理和心理反应，如会感到迷茫、身心疲惫、失眠多梦、孤单、头疼等，仅有9%的留学生表示感觉一切良好，没有任何不适。随着中国留学生低龄化趋势的加强，低龄留学生的心理问题需要倍加关注。根据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对低龄留学生的调研结果显示，文化差异大、学习压力大、感到孤独、语言困难是留学生主要面对的问题。大约有65.1%的学生认为文化差异是最大的问题。此外由于在国内缺乏相应的高等教育训练、学习外语时间较短等原因，学习压力大和语言困难也是留学生面临的主要障碍，认同比例分别为55.2%和43.2%。调研发现，44.9%的青少年留学生表示在留学过程中感到孤独。留学生中普遍的心理问题，给那些过早把孩子送出国的家长们敲了一记警钟。

 

此外，赵旭东表示，二孩政策的实施也引发了大范围的心理问题。首先是经济压力、高龄生育、夫妻关系以及小孩出生后的养育问题等因素引发家长们的焦虑，其次是“大孩”的同胞竞争障碍，表现为同胞嫉妒或厌恶、焦虑或退缩等不良情绪或抵触行为。赵旭东说，隔代养育会给孩子从小埋下不安全感，这也是中国人焦虑障碍最明显、普遍的一个原因。

 

小到个人与家庭，大到社会，当情况发生改变时，我们要重视社会心理的建设与引导。

 

耕耘“心”田，收获笑容

这几年，社交媒体的发展也给赵旭东带来了新的传播方式。仅2016年，赵旭东团队的培训课程、科普视频文件的受众就多达800万人次。其中，赵旭东主持的三场网络直播的观众超过20万；一个题目为《什么是美好生活？》的视频在线上的一年时间里观看的人次多达700多万。

 

我国现代心身医学的起步较晚，随着医学模式改变，临床上心身医学概念逐渐受到重视，心理生理疾病医院和综合性医院中心身病房亦相继成立，分别由专科医生或经过培训的通科医生诊治，但通科医生对心身疾病认识远跟不上人们在其治疗上的要求。目前我国综合医疗机构的对心理障碍的识别能力不高，普遍存在重视躯体疾病的诊治，忽略精神、心理疾病的现象，大多数非精神和心理专科的临床医务人员对心身疾病的认识远跟不上人们在其治疗上的要求。上海市统计结果显示，内科医生对心理障碍的识别率仅为15.9%，远低于美国60%和发达国家48.9%的平均水平，造成许多心身疾病患者未获合理诊治。

 

赵旭东表示，医学和心理学本是同门，在德国，心身医学与心理诊疗是住院医师规范培训的必修课。因此，赵旭东一直致力于心身医学在国内的推广工作，对综合医院医务人员心身医学知识的普及教育和临床宣教，提高综合医院医务人员对心身疾病的识别和治疗能力。2016年，中华医学会总会在常州举办医务人员心身疾病诊疗以及医务人员自身心理健康培训项目，赵旭东担任培训主讲人。

 

这些年，赵旭东为推进心身医学的发展扮演了多重角色，他不仅在同济大学医学院担任教授，而且在同济大学附属医院当临床医生，积累了丰富临床经验。他潜心于心身医学的科研工作，还在人文学科招哲学心理学的博士。除此之外，他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搭建学术交流平台上，在很多学术组织乃至国际组织中担任理事、常委、主委、副主委和副主席等职务。2016年里，赵旭东一共参加了十几个省市举办的多场学术会议，在大会上报告20多次，大型演讲20场，工作坊专题培训10几场。

在赵旭东看来，自己走上精神科医生的道路属于偶然，然而一路走来，他认为当初的选择其实是必然：自己有很强的助人动机，当时很少有人从事精神科医生，由此，他认为精神科的病人肯定很需要帮助。

到了今天，赵旭东觉得，病人满脸愁容来找他，经过治疗后满面笑容地离开，这是件让他开心的事儿。

关于系统式心身医学

狭义概念：（Psychosomatic Medicine） 主要指研究心身疾病（简称心身症）——即“心理生理疾患”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诊治和预防的学科。 广义概念： 是研究人类同疾病斗争中一切心身相关的现象。涉及医学、生物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其含义非常广泛，是当前国际上引人瞩目的新学科之一。

心身医学科学体系确立于20世纪30年代。至今有80年左右的历史。心身医学一词是德国精神医师亨罗斯1918年在讨论市面正式提出的。1935年美国精神病学家、心身医学的开拓者之一邓巴（Dunbar）加以采纳，并于1939年在他领导出版地《美国心身医学杂志》诃944年建立的美国心身医学会加以推广。系统医学概念的形成，正是基于心身医学与“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西方又称之为综合医学模式），以及中西医学比较研究的探讨。

精准医学时代要求“精致”的临床思维。虽然具体 研究领域里的专家可以声称自己属于“生物学派”或“社 会文化—心理取向”，但实践中精神医学作为一个整体 是无法分割的。对于如何从整体角度实现“精致”的临 床服务，系统论指导下的“循环因果思维”通过辩证地看 待心理机制的普遍性和心理内容的特殊性，互相补充，引导出折衷的理论，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临床。 “系统式”（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思维是一种观察、描述的方 法，从某成员与其他成员的关系出发（而非由内因）来解 释其行为和问题。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是总要把个体 行为与一种具体情境和整个观察框架联系在一起。 事实上，具体情境不仅对理解行为非常重要，对于评估 某种干预（比如心理治疗）的作用和副作用也同样如此。 系统论的疾病观中，疾病不是个人的特征，不为个体所 独有（我有抑郁症），也不是可以任由其他人用个代码来 简化的，而是一个大的互动过程的一部分。依据体验者 的观点、视角的不同，这个互动被体验为让人失常、紊乱 或是受到干扰而出现障碍。